第一财经：《植物学家》拍出了人类与植物、自然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。很多人说，能拍好儿童电影的人都有一颗赤子之心。在观众反馈中，有哪些让你觉得不一样，甚至超出了你拍摄初心的部分？
景一:最让我意外的是，很多观众在看完电影后，真的会去寻找、分享自己和自然、植物相关的生命经验，长篇大论地分享感受。虽然电影的故事是从小孩的内心世界出发，但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对生命的独特理解，观众会在时间的流动中更充分地调动自己的感受。
我很荣幸一部电影能被看见，大家把自身的生命经验或对自然的思考注入其中，构成对影片丰富的印象。无论是从未接触过艺术电影的观众还是影评人，都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就像儿时认识第一棵树，我们就是触摸它、感受它，而不是带着那么多知识和目的。
有观众说，看完电影有种“既扎根又流动”的感受。这特别准确地描述了我的成长：我出生在新疆，然后不断去往城市、世界各地。我像一颗松果，顺着河流漂流，可能在某个岸边停下，重新长成一棵树。
第一财经：这部电影对部分观众可能有挑战，它的节奏比较慢。在追求快节奏的今天，你觉得“慢电影”的魅力是什么？
景一:对我而言，我的童年就是这样的节奏。今天的生活，无论是短视频还是快节奏叙事，都强调效率和强目的性。但拍摄这部电影，我从植物身上得到的启发是：植物从不强迫人，侵略性少，它就在那里。你观察或不观察，它都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。今天在城市中，真正热爱生活的人，即使在办公室也会照料一盆植物，进入安静感受美的时刻。我希望电影能带给大家这样的感受和思考。
第一财经：拍这部电影时，你花了大量时间做田野调查，是否重新梳理了自己与童年、与自然的关系？这部电影里有很多人的离开，比如哥哥、美玉，他们都离开寂静的村庄，去往大城市。这种告别是轻飘飘的，没有惊天动地，但显得更加孤独，是否和你童年的感受有关？
景一:肯定有。电影里不仅有小男孩，也有哥哥、叔叔、老人，他们像植物不同的生长阶段，或一个家族在不同时代的境遇。我小时候的家在村头，坐在房顶能直接看到天山，从小就会想象远方有什么，有一种莫名的、说不上来的寂寞感，想象力被放置到很远的地方。所以电影里除了现实，也有想象的部分。比如那匹马，在哈萨克族的神话传说中，动物是会说话的，这安放了我从小对远方和未知事物的想象与好奇。
关于离别，电影里用了一些圆圈的意象：阿尔辛和美玉玩耍时的转圈、舍不得她离开时的转圈、夜晚围着树转圈、哥哥从乡村到城市的漂泊……以及电影结构上开头和结尾的老者，也是一个圆圈。这像泉水的波纹，映照出人生的不同层次，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扩大。这也是电影从一个小孩的视角向下扎根，试图呈现更完整的感受与思考。
第一财经：看《植物学家》很有伊朗导演阿巴斯的感觉，电影的作曲也来自经常跟阿巴斯合作的伊朗作曲家裴曼·雅茨达尼安。
景一:我们都对人在景观中的境遇有相似的关注倾向。不仅是阿巴斯，包括土耳其导演锡兰，以及我很喜欢的印度导演萨蒂亚吉特·雷伊，他们的电影不仅关注人，也关心人在环境、风景中的表达。这些电影史上的杰作是我们年轻创作者创作的源泉和努力方向。
第一财经：是什么启蒙了你的电影梦？你希望自己是一个带有新疆印记的导演吗？
景一:我八九岁时就通过租碟看了大量港片和好莱坞商业片。上初中后，我才发现有些电影能震撼心灵、让人流泪。那时我觉得，那些在房顶无法安放的感受和情绪，似乎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。比如《霸王别姬》、库斯图里卡的《地下》等电影，让我觉得“电影居然能这样拍”，直击人心，算是种下了种子。
我比较特殊的一点是，我出生成长在新疆，但父辈是从南方来到这里的。新疆对父辈意味着新的土地，这里有多个世居民族。从某种角度看，我也属于这里的少数派。我带着父辈和自身的印记在这里土生土长，与各民族交流，自然会形成一种既是新疆的一部分，又带有我个人特点的感受。
第一财经：你的电影里有一些超现实的魔幻元素，比如会说话的马。